应读者的要求，本期悦报转发王富仁教授初到汕大时接受校报学生记者采访的文稿：

又是一个金凤花开的季节。

汕头大学又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学者王富仁教授。一向给人以偏重理工科发展印象的汕大，人文学科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虽然通过《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和《汕头特区晚报》等报纸的报道，大家可能对王富仁这个“品牌”早已有了一个基本的印象，然而道听途说终觉浅，要详知王老的“为人”和“为学”还是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里去吧——

学著丰硕

“说现代中国人的话”

记者：您从“皇城根儿”下来到我们这“边陲之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确实是边缘化了，然而有人猜测，您的这种举动其实更是一种寻求学术、思想边缘化的表现，他们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以后说话可能会与主流意识形态走得更远，他们猜测得有无道理？

王教授：实际上我的学术思想风格永远是一脉相承的，在北京是怎样的，在汕头也会是怎样的，它不会因地域的改变而改变。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说话，我在汕头也没有要进入体制内的想法，但我在这里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地处边缘而要来作故意边缘化的强调，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教师，并不是作为一个群体，所以我说的都是个人化的话语，这个话永远都是以我自身的工作经历、生命体验为基点的。

记者:“说现在中国人的话”，是您学术事业的基本要求，但就我们中国目前的语境来说，这种自我要求如果“走火”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您是怎样把握“度”的？

王教授：关于这个“度”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谈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就应该关心这个社会。我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社会的民主化和完善化，也会给我提供更大的自由和空间。而如果社会的专制程度比较高，那我的自由空间也就会相应地减小。比如如果是在过去，我就没法到汕头来，因为原来的单位不会放我来，但由于现在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更高了，交流更频繁了，那我就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道路了。

记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有三*：官*、匪*和民*，您的“*”是什么？

王教授：因为我是搞鲁迅研究的，所以鲁迅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正像我刚才所谈到的，我搞鲁迅研究始终是作为一个公民来发言的，而作为一个公民实际上就是“民”了。但是这个“民”，他在现代社会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着公民的基本权力，他也应该对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并不是说我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指挥、教育这个社会，而是仅仅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着表达自己愿望和要求的人，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民*”吧。但这一点我能否完全做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记者：您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序言里面曾经谈到过自己的一些性格：感觉自己傻乎乎的，活泼不起来……只是有些孤独。谈到孤独，曾经有人对它大体作过这样的描述：孤独有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可以通过友谊、亲情等社会性活动来加以克服，加以慰藉；一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孤独，它来源于孤独者对社会、自然或人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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