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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森

Amundsen

我在车站外的长椅上坐着等车。站门在列车到达时打开过，不过现在是锁着的。还有个女人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网兜，网兜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一包包用油纸裹好的东西。是肉——生肉。闻得出来。

铁轨对面停着一辆电车，空荡荡的，静静地候着。

此外就没有别的乘客了，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喊道：“院里[1]。”起先，我以为他是在喊人——某个叫约利的男人。而且果真有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人从车站尽头走了过来。他穿过铁轨，上了电车。拎网兜的女人起身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上去。街对面传来一阵喧哗，一幢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敞开，放出几个男人，他们往头上扣着帽子，手上拎的饭盒乒乒乓乓地碰在大腿上。他们动静那么大，仿佛电车会随时绝尘而去，甩下他们似的。等到他们在车上落座，却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旧静静泊着，他们相互点着人数，说着谁还没来，告诉司机这会儿还不能走。接着有人又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了。车子终于启动了，不过很难说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的话，或在不在意。

[1]原文为“San”，是疗养院（sanitarium）的缩写。

那帮人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就算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一片湖泊映入眼帘，湖面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狭长的白色木质建筑。那个女人理了理装肉的网兜，站起身，我依旧跟着她照做。司机又大喊了一声“院里”，车门洞开。三三两两的妇女在门外等着上车。她们跟拎着肉的女人寒暄着，她说今天真冷。

我跟在拎肉的女人身后下车，她们都目光躲闪，不愿看我。

这头的终点站显然不用再等什么乘客了。电车砰地关上门，往回开了。

随即四下寂静，气寒如冰。桦树似乎一碰就碎，白色的树皮上长着黑斑，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像昏昏欲睡的熊一般蜷成一团。湖面冰结，却并不平展，沿着湖岸起起伏伏，似乎是在潮头落下的一刹那冻结成冰。湖的另一边，那栋房子装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是玻璃回廊。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质朴，极具北方特色，在云朵掩映的高远苍穹下黑白分明。

待走近看，才发现原来桦树的树皮不是白色的。而是灰*色、灰蓝色、灰色。

这里像被施了魔法，静谧肃穆、无边无际。

“你要去哪儿？”拎肉的女人朝我喊话，“探视时间三点结束。”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答道，“我是老师。”

“反正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那女人说，带着些许自得，“你 跟我走。你没带行李？”

“车站站长说稍后他会替我拿过来。”

“刚刚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是因为如此美景而驻足。

“的确有人这样认为。但那些病怏怏或忙得不可开交的就不这么觉得了。”

我们一路缄默不语，直至走进位于大楼一端的厨房。我已经开始渴求这里的温暖了。不待我把四周打量一番，那女人就注意到了我的靴子。

“你还是把靴子脱掉吧，不要踩脏了地板。”

我踉踉跄跄褪下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它们放在那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

“拎着靴子走吧，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到哪里。还有，外套 也不要脱，衣帽间没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光线，只有一扇高得够不着的小窗户，透进来些许微光。就像是在学校受罚。关到衣帽间去。是。屋内同样弥漫着冬天里从未干透的衣物的味道，还有被脏袜子和臭脚丫浸染的靴子的味道。

我爬到一张长凳上，还是看不到外面。在扔满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无花果和大枣。想必是有人偷出来，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的。饥饿感突然袭来。从早上起我只在北安大略吃过一个干奶酪三明治，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吃。我思量了一下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是无花果会塞在牙缝间，以此把我出卖。

我从凳子上下来得正是时候。有人进了衣帽间。不是厨房里的帮佣，而是一个头戴围巾、身穿笨重冬装的女学生。她急匆匆地跑进来——把书本一股脑朝凳子的方向丢来，任其散落一地，而后一把扯下围巾，露出如灌木般四处支棱的头发，与此同时似乎还一只一只地甩掉了靴子，甩到了衣帽间另一侧的地板上。显然，没人抓着她，让她在厨房门口把靴子脱掉。

“嗨，我不是故意想冲你扔东西的，”女孩说，“从外面进来这里一片乌漆抹黑的，你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你是不是都冻僵了？你在等人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噢你不用等太久了，我刚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没有生病，对吧？要是生病，你可不能来这儿，得去镇上找他看病。”

“我是派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对。”

话语间她明显停顿了一下，大概是出于尊敬吧。

但并不是。她只是在细细打量我的外套。

“衣服真漂亮。领子是什么毛做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人造的。”

“简直能以假乱真。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待在这儿做什么，这儿能把你的屁股冻掉。对不起我乱讲话。你要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这里的大事小情我都一清二楚，其实自打出生我就住在这儿了。我妈妈是厨房的管事。我叫玛丽。你呢？”

“维维。维维安。”

“如果你是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用敬语，喊你某某老师？你姓什么呢？”

“海德老师。”

“揍人的海德[2]，”她说，“不好意思，我想到一出是一出。我很希望你能当我的老师。可是我得去镇里上学。全怪那些愚蠢的规定。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2]原文为“Tanyourhide”，“hide”与“海德（Hyde）”发音相同。

她一边为我带路，一边滔滔不绝，穿过衣帽间另一端的一道门，医院走廊：打蜡的油布地毡、昏暗的绿色墙面、消*水的气息。

“既然你来了，或许我能要求红毛让我转学。”

“红毛是谁？”

“红毛狐狸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从那时起就开始那样叫他。”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已经死了。”

“哦，真抱歉。”

“没事。在这儿这是常事。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刚读小学的时候，红毛拜托镇里的老师允许我尽量待在家里，这样我就能跟她做伴了。”

她停在一扇虚掩的门前，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好的，玛丽。你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好吧。听见啦。”

她漫不经心地走开了，留我一人面对一个瘦削的男人，他中等个子，一头金红色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灯光的映照下闪着亮亮的光泽。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总有一篓子的话跟人说。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用担心得天天应付她。这里的人要么十分喜欢她，要么十分讨厌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以比我年长的姿态跟我说话。一位心事重重的新雇主。他问起我的旅途，问我的行李怎样安排。他想知道对于将来生活在林中，我作何感想，离开多伦多之后，会不会感到乏味。

绝不会，我说，又补充说这里的风景美极了。

“就像——就像置身于俄罗斯小说当中。”

他 次如此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本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是浅色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就像一顶小鸭舌帽。

我并非没读过俄罗斯小说。我通读过一些，还有几本读了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他那被逗乐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一时竟想不起那些书的名字，只能记起《战争与和平》。我本来不想说这本书的，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得说，这里只有和平。不过你要是向往战争，恐怕早就当个女兵漂洋过海去了。”

我又羞又恼，因为我确实不是在卖弄。或说不仅仅是在卖弄。我本来想表现出这里的景色让我感到多么震撼。

而他显然是那种会设置问题、制造陷阱、等着你掉下去的人。

“我以为要来的老师会是个刻板的老太太呢，”他带着些许歉意说，“如今年纪尚可又有资质的人几乎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个老师，对吧？拿到学士学位后，你本打算干什么的？”

“继续读硕士。”我简短答道。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应该挣点钱。”

“明智的决定。虽然你在这里恐怕也挣不到多少钱。不好意思打探了你的私人状况。我只想确定你不会突然跑掉，扔下个烂摊子。也没有结婚的计划，是吗？”

“没错。”

“好。没问题。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打击到你，对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到走廊尽头找护士长办公室，护士长会告诉你所有注意事项。一日三餐你跟护士们一起吃。她会告诉你寝室在哪儿。一定不要受凉感冒。我猜你应该不了解肺结核吧？”

“哦我读过——”

“知道啦。知道啦。你读过《魔山》。”又是一个圈套，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但愿一切都有了一些进展。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里孩子的资料，以及我提出的一些教学注意事项。有时我宁愿通过文字表达自己。护士长会告诉你详情的。”

我到那儿还没有一个星期， 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已经变得异乎寻常，不像是真的。厨房，还有厨房工作人员用来存放衣物及所偷之物的衣帽间，我再也没见过，大概以后也不会再见了。医生的办公室同样是禁止入内的。只有护士长的办公室能容我去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护士长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总喘着大气。不论你提什么要求，她都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仿佛会给她带来多大困难似的，不过她最终总会帮你把事办妥或帮你弄到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在那儿她会享受到特殊待遇，得到一块额外的干酪，而她的到来总让餐厅变得气氛凝重。多数时候她只待在自己的地盘上。

除护士长外，还有三位注册护士，都比我年长三十岁以上。她们都是退休返聘来的，履行战时义务。其余的是护士助理，都跟我差不多年纪，有的甚至比我还年轻，大多已经结婚或订婚，要么就是正忙着订婚，对象通常都是*人。护士长和护士一不在，她们就会说个不停，对我全然没有半点兴趣。她们并不想知道多伦多是怎样的城市，虽然其中有几个还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她们也不在意我课上得怎么样、在来院里工作之前做过什么。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会为我递*油（所谓的“*油”不过是带橙色条纹的人造*油，在厨房里上的色，那是当时 合法的做法），还警告我别吃土豆牛肉馅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对于那些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是不知何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一概贬低。那些事让她们觉得碍眼，惹她们心烦。收音机一播放新闻，她们就想方设法换成音乐频道。

“和洋娃娃跳着舞，她的袜子上有个洞……”

护士和助理们都厌恶加拿大广播公司，而在我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里，人们相信它是向内地传播文化的媒介。不过她们忌惮福克斯先生，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就会把人训得体无完肤。

我没搞清楚，她们是不是认为读很多书跟喜欢训人之间有所关联。

通常的教学理念不适用于此处。这些孩子有的会重返这个世界或体系当中，有的则不会。 不要施加太多压力。即不要搞考试、背诵、划分等级这些没用的玩意。

要彻底摒弃评分这回事。有需要的孩子可以今后再赶上来，赶不上也没关系。实际上只需教授简单的技能、浅显的道理等踏入社会必备的常识。至于所谓的天才儿童呢？真是恶心的叫法。假如在让人置疑的学院派说法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跟上。

不用教什么南美洲的河流，不用教像英国大宪章之类的东西。

教学中 多用图画、音乐和故事。

可以做游戏，但不要兴奋过头或太过激烈。

把握好压力与无趣之间的尺度。无趣是住院的灾难。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的东西，不妨问问看门人，也许看门人把东西藏在了哪里。

祝一帆风顺[3]！

[3]原文为法语。

来上课的学生数量总在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还会减少到六个。只有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包括休息时间。发烧或接受检查的孩子会被隔离起来。课堂上的他们安静、温顺，但对学习没什么兴味。他们早就明白，这个“学校”只是装装样子罢了，这里对他们没有任何学习方面的要求，也不要求他们恪守时间和背诵课文。这种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傲慢放纵，也没有因烦人的课程而让他们觉得枯燥乏味，只有听话和迷糊。他们轻言细语地轮流唱歌。玩井字棋。挫败的阴影弥漫在这间临时的教室里。

我决定照医生说的做。或者起码部分照做，比如不要让无趣成为敌人。

我在逼仄的门卫室里看到一个地球仪，就要了过来。我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还有，为什么不讲讲南美洲的河流呢？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差不多都忘光了。对于他们，森林、湖泊之外的世界已消失远去。我想这堂课让他们无比高兴，就像和过去的知识重新交了朋友一样。当然，我不会一次性就把所有知识塞给他们，对于那些从未学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也不会太过苛求，因为他们老是生病。

不过一切还算顺利。寓教于乐还是可行的。我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用教鞭指来指去，教鞭指到哪儿他们就要大声喊出答案。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游戏时间，不让他们的兴奋持续太长。但有一天，医生刚做完早晨的一台手术，走进教室，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地就中断游戏，只好努力压低游戏的激烈程度。他坐了下来，看起来有些疲惫，默不做声。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也加入到游戏当中，故意喊出离谱的答案，不光是错的，而且是瞎编的。而后他逐渐降低音调。降低、再降低，先是喃喃自语，而后又窃窃私语，直到什么都听不到。一片静默。就这样，他用这种荒诞的方式，掌控了教室的氛围。班上所有同学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就为了学他的样儿。他们的眼睛都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低沉的吼叫，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见*，你们一个个的都看着我干什么？老师是这样教你们的吗？盯着一个没有招惹别人的人看？”

大多数孩子都笑了，但有几个依然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亟待他做出更多好笑的动作。

“你们继续闹。出去，到别的地方胡作非为吧。”

他为解散了学生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做游戏的原因，因为这样才像个学校的样子。

“虽然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压力的想法——”我真诚地说，“我同意你给我的教学指导意见。我只是想——”

“什么指导意见？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零星想法。并非一成不变的。”

“我是说但凡他们病得不那么厉害——”

“我相信你做得对，我觉得那些不重要。”

“否则他们会没精打采的。”

“不必大惊小怪。”说着，他走出了教室。

然后，他又转身，半心半意地对我道了个歉。

“改天我们可以聊聊。”

改天，我想，那天永远不会到。他显然认为我是个麻烦，是个傻瓜。

午饭时，我从护士助理那儿得知，有个孩子在当天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看来我的愤怒有些无理了，因为这个，我更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是空闲的。我的学生们都要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十分阴冷，这栋楼里处处给人阴冷的感觉，比林荫大道上祖父母那间公寓要冷得多，尽管他们为了支援国家前线还调小了暖气。被子也很单薄——肺结核患者 需要比这更厚实舒适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得肺结核。大概他们克扣了像我这样的人的吃穿用度。

我昏昏欲睡，却睡不着。头顶上方不断有病床“隆隆”地被推向室外的回廊，让病孩在下午冰冷的空气中透一透。

这里的楼房、树木、湖泊再也不是我 天看到它们时的样子了，那时我为它们的神秘和肃穆所吸引。那一天我觉得没人会注意到我。但现在看来，从来不是如此。

老师在那儿。她在干吗？

她盯着湖在看。

为什么？

没别的事情可做。

有些人运气就是好。

我时不时会不去食堂吃午餐，尽管那是含在我薪水里的。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4]，搭配三明治味道 的是鲑鱼罐头，如果他们还有的话。鸡肉沙拉里，仔细翻找才能找出几块小小的鸡皮和软骨。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更自在，仿佛没人认识我似的。

[4]波斯敦（Postum），一种泡煮后很像咖啡，但不含咖啡因的饮品。

关于这一点，我可能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士洗手间，上洗手间的话，必须先走到隔壁的旅馆，再穿过一家啤酒店的入口，里面总是黑漆漆的，嘈杂不堪，散发着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不时涌出一团呛人的香烟和雪茄味，几乎要把人熏倒。尽管如此，这里依旧让我感到自在。伐木工人、锯木厂工人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朝你大喊大叫。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寻求女色，而是沉浸在雄性的氛围里，高声讲着自己的故事。实际上，他们可能更想暂时或永远从女人身边逃开。

医生在主干道上开了一家诊所。只是一幢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不得不住在其他地方。我曾无意间听护士助理说他是单身。在 一条岔道上，我发现了一处房子，可能就是他住的地方。灰泥外墙，前门上方开了一扇老虎窗，窗台上摆了一堆书。这个地方虽然单调，但却显得井井有条，显露着一个单身男人——自律的单身男人的持家之道，简洁至极却舒适得恰如其分。

学校就在这条仅有的居住区街道尽头，有两层楼高。一层是一到八年级，二层是九到十二年级。一天下午我在那里偶然看到了玛丽，她正和同学打雪仗。看上去像是女孩对打男孩。看到我后，玛丽大喊一声：“嘿，老师。”接着胡乱扔掉手里的雪球，再悠闲地穿过马路。“明天见。”她回头叫了一句，多少是在警告别人不要跟着她来。

“你是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以前我跟红毛一起骑车回家。不过他走得太晚了。你怎么走，搭电车回去？”

我说是的，玛丽又说：“我带你走小路，还可以省钱。灌木丛路。”

她带我来到一条狭窄但勉强能够通行的小路上，从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小镇，小路穿过树林，经过了锯木厂。

“红毛就走这条路，”她说，“有点坡度，但距离近，一下去就离院里不远了。”

过了锯木厂，我们下方的树林中出现了树木被砍伐后的丑陋木桩，还有几座木屋，门前码着柴堆，架着晾衣绳，有炊烟升起，显然是有人住的。突然，其中一户人家的狼狗蹿了出来，朝我们凶狠地吠叫。

“闭上你的嘴。”玛丽大声呵斥。她麻利地团了一个雪球狠狠砸出去，正中那畜生的眉心。狗原地打着转，她又团好一个准备打狗屁股。这时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要把它砸死啊。”

“把这臭垃圾砸死才大快人心呢。”

“等我老头来收拾你。”

“我等着呢。你老头连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虚张声势地叫着，意图恐吓我们。

“不论什么狗，我都搞得定，不要担心，”玛丽说，“就算是碰到熊，我保证也能摆平。”

“这个时候熊不是在冬眠吗？”

我被那条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呀，但世事难料。以前就有一只熊提早醒来，闯进院里的垃圾站。我妈妈一转身就发现它在那儿。红毛拿枪把它打死了。

“红毛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出去，有时也带别的孩子，他会一种特别的口哨，能把熊吓跑。那口哨音调很高，人耳听不见。”

“真的吗，你见过喽？”

“不是那种啦。我说的是一种他用嘴吹出来的口哨。”

我想起了课堂上的情形。

“我也不确定，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别害怕才这么说的。她不会骑车，红毛只好把她放在雪橇上拉着。我跟在雪橇后面，偶尔也跳上雪橇，他就说怎么啦，怎么像拉了一吨重的东西。然后他会突然转过身来，想把我抓个正着，但从没抓到过。他于是就问安娜贝尔，怎么突然这么重啦，你早饭吃了什么，安娜贝尔从来不回答。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我就不会这样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在一起时才是 的时光。她是我 的朋友，一辈子都是。”

“学校里的女生呢？她们不算你的朋友？”

“找不到人的时候才跟她们玩。她们什么都算不上。

“安娜贝尔和我出生于同一个月。六月。十一岁生日时，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划船，教我们游泳。实际上，是教我。他得时刻紧紧抓着安娜贝尔，但这样下去她学不了什么。一次他自己游了出去，我们就往他的鞋里灌满沙子。到了十二岁生日，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到处出去玩了，不过我们去了他家，吃了蛋糕。安娜贝尔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了，于是他开车带我们出去兜风，我们把蛋糕掰碎，丢出窗户喂海鸥。海鸥你争我抢，疯了一样地咕咕叫。我们疯狂地哈哈大笑，他只好停下车，搂着安娜贝尔，防止她笑得太厉害引起出血。

“从那以后，”她说，“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妈妈一向不喜欢我跟得肺结核的孩子一起玩。但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及时制止。他真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不过她病得太厉害，再也不能玩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地，可那里什么标记都还没有。红毛跟我约好，等他有空就一起去给她的墓弄上标记。如果我们刚刚直接沿着那条路走，不转到下坡路，可能就走到她所在的墓园了。那里埋葬的都是无人凭吊、没人认领的人。”

说着我们已经下山到了平地，离院里不远了。

她说：“噢，差点忘了。”说着便拿出了一把票。

“情人节演出。我们在学校正排着这出戏，名叫《宾纳福号》[5]。这些票是我要卖掉的，你是我 位客人。我也参演了哦。”

[5]Pinafore，应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作的两幕喜剧。

我猜得没错，在阿蒙森看见的那房子的确是医生的住处。他带我去那里吃晚饭。在大厅里碰到时，他邀请了我，多半是一时冲动。大概是因为他不自在地记起自己说过改天要跟我一起讨论讨论教学理念。

他提议的那晚刚好是我买了票要去看《宾纳福号》的那晚。我告诉了他这事，他说：“我也买了票。但那不等于我们非去不可。”

“但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答应了她似的。”

“嗯，你现在可以不答应她了。那演出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听了他的话，但没有见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示的地方等着，就在前门外面的露天回廊上。我穿着自己 的衣服，蕾丝领、缀珍珠小扣的暗绿色绉纱长裙，还把脚塞进了一双绒面革高跟鞋，再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约定的时间都过了——我不禁焦虑起来，起初是担心护士长走出办公室看到我，而后担心他早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后他出现了，一边扣上外套，一边道着歉。

“临时总有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说着，在璀璨的星空下他带我绕过大楼走到他的车旁。“你能走稳吧？”他问，我说能——尽管我对穿高跟鞋走路没什么把握——他也就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扶着。

他的车跟当时大多数车一样，老旧破陋。没有暖气。他说带我去他家，这让我松了口气。我无法想象我们要如何应对旅馆人满为患的情况，我也不希望在咖啡馆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嘱咐我等房里暖和起来了再脱外套。他立马忙着在炉里生火。

“我是你的看门人、你的厨师和你的用人，”他说，“房间很快就能舒服起来，饭我马上也能做好。不用你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想待在哪儿等？你乐意的话，可以去前厅看看书。穿着外套的话那里还待得住。屋里都有炉子可以供暖，不过闲置的房间我不烧炉子。灯的开关就在门边上。我听听新闻，你不介意吧？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让厨房的门敞在那儿，或多或少有种服从命令的感觉。他走过来关上厨房门，说：“等厨房稍微热乎一点再开门吧。”接着又沉浸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报最近一年战事的声音中，那声音阴沉忧郁、扣人心弦，近乎虔敬。离开祖父母的公寓之后，我就没能听到那个声音了，我倒希望自己能待在厨房。不过这里有不少书可看。不光书架上，连桌子、椅子和窗台上都摆满了书，甚至都堆到了地板上。翻了其中几本后，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买书，可能加入过好几个读书俱乐部。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6]的历史书——跟我祖父书架上的一模一样。小说和诗歌似乎很少，不过却有几本出乎意料的经典儿童读物。

[6]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是美国 学者，曾花了五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文明史》。阿里尔·杜兰特（ArielDurant，—）是其妻子。

还有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利乌斯·恺撒征战的书。《探秘亚马孙和北极》。《冰川里的沙克尔顿》。《富兰克林的噩梦》，《当纳聚会》，《消逝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无不显示着主人急切地想要了解并拥有包罗万象的知识。可能没有人的阅读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

因此那次他问我“哪本俄罗斯小说”时，或许是因为他看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扎实。

他喊了一声“准备吃饭”，我打开了门，怀着这新生的质疑，我仿佛抓住了他的把柄。

我说：“纳夫塔跟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同谁？”

“什么？”

“在《魔山》里，你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实话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的人。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性，而纳夫塔更有趣味。”

“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

“我从来不在学校里读这样的书。”我酷酷地说。

他匆匆瞥了我一眼，挑起了一道眉毛。

“对不起。如果这里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书，请随意。只要你有空，随时都可以来这儿看书。这里有电暖器，我可以把它装上，我猜你大概没用过柴火炉生火吧。你觉得这样可好？我可以给你另配一把钥匙。”

“谢谢。”

晚餐有猪排、土豆泥、罐头豌豆。甜品是从面包店买来的苹果派，要是他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他询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大学里的课程、祖父母的情况。他说他觉得我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祖父是一位自由派牧师，有保罗·蒂利希[7]的风骨。”

[7]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20世纪 神学家、宗教哲学家。

“那你呢？自由派基督徒小孙女？”

“不是。”

“爽快[8]。我这样是不是很无礼？”

[8]原文为法语。

“看情况吧。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在问讯，就很正常。”

“那我就继续问了。有男朋友吗？”

“有。”

“参*去了吧，我想。”

我回答说他在海*。我觉得还是这么回答比较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他身处何方，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来信。我还可以借口说他没有获准休登岸假。

医生起身端来了茶水。

“他在什么*舰上？”

“轻巡洋舰。”又一个 的回答。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这对巡洋舰是稀松平常的遭遇。

“勇敢的小伙子。茶里加奶还是加糖？”

“什么都不加，谢谢。”

“很好，因为我一样也没有。你知道吗，你看上去像是在说谎，脸都红了。”

即便先前没有脸红，此刻我的脸确实发烫了。羞愧从脚底往上蹿，汗珠从腋窝往下滴。但愿不会毁掉我的裙子。

“我喝茶的时候脸总会发红。”

“喔，了解了。”

状况反正也不会更糟了，所以我决定杀一杀他的威风。我把话题转移到他身上，问他怎么给人做手术的。是像我听说的那样，摘除病人的肺吗？

他本可以带着嘲讽，更居高临下地回答我——也许这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而我也深信，一旦他那样做了，我会立马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去。也许他知道我会那样，便开始讲起胸廓成形术，还解释说，这可不像治疗肺萎陷和排气手术那么简单。非常有意思的是甚至希波克拉底[9]也知道这一点。当然了，切除肺叶的手术最近挺流行的。

[9]Hippocrates（约公元前—约公元前），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药之父。

“你没有失手的时候吗？”我问。

他一定是觉得又可以开玩笑了。

“那当然有。他们会溜掉，躲进灌木丛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跳进湖里——或者你的意思是说病人有没有死掉的？有无力回天的。没错。”

他又说，大事将至。他所采用的手术方法即将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一种新的药物马上要问世了。链霉素。已经开始临床测试了。还有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它对神经系统有*副作用。可一定会找到解决之道的。

“要没我们这些开刀的什么事了。”

他洗碗，我把碗擦干。怕弄脏我的裙子，他在我的腰间围了一块擦碗巾。他麻利地把擦碗巾的两端系好，然后把手按压在了我的上背部。他的手掌坚定有力，五指张开——大约他在从专业的角度估量我的身体。那晚躺在床上时，我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力量从小指开始，逐渐增强蔓延到有力的大拇指。我沉醉其中，觉得它胜过后来下车前的那一刻，他印在我额头上的那一个吻。他的嘴唇干燥，匆忙又不由分说地给我一吻，简短而正式。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用这把钥匙。倘若是别人向我发出这样的邀约，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特别是房里还有取暖器。可只要想起他曾在那些房间里待过，想到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出现，所有稀松平常的舒适感就离我而去，代之以极为紧张不安的欢愉。即便房里不冷，我还是会不停地颤抖，我怀疑自己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我想象着玛丽可能会出现在我面前，责怪我没去看《宾纳福号》。我本想推托说我身体不适，感冒了。但转念我又想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可是件十分严重的事，得要戴口罩、消*，甚至是隔离。没多久我就意识到，那天去医生家这件事，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护士们都肯定心知肚明。她们对此不置一词也许只是因为她们傲慢谨慎惯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早就对这类轻率之举提不起兴趣了。然而那些助理却拿我打趣。

“那顿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都赞赏我跟医生的关系。我个人的古怪似乎也跟医生广为人知且受人尊敬的古怪融为一体了，而且这大有裨益。我的地位提升了。不管我之前是什么身份，起码现在是一个有男伴的女人了。

玛丽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出现。

“下周六。”说完这三个字他当即就亲了我一下。于是我又来到前门廊等他，这回他没有迟到。开车到家后，我走进前厅，他开始生火。我看到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电暖气。

“没接受我的邀请呀，”他说，“是不是觉得我是开玩笑随口一说的？我说的话从来都是认真的。”

我说因为怕碰到玛丽，所以不想来镇上。

“因为没去看她的演出。”

“难道你要被玛丽牵着鼻子过日子。”他说。

饭菜几乎跟上回一样。猪排、土豆泥，只是豌豆换成了玉米粒。这一回他让我进厨房帮忙，甚至还让我摆好餐桌。

“可以熟悉下用品都放在什么地方。我感觉自己把这里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有条理。”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前忙活。那游刃有余的专注、驾轻就熟的动作，让我身陷冰水两重天。

我们刚开始吃饭，这时传来了敲门声。他站起身，拉开门闩，玛丽赫然闯了进来。

她抱着一个纸板箱，把它放到桌上。接着她扯掉外套，露出了里面红、*两色的演出服。

“晚到的祝福，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不来音乐会看我表演，那我就把音乐会送上你们的门。我还给你们买了礼物，就在箱子里。”

她出色的平衡感可以让她单脚站着接连踢掉两只靴子。她把挡道的鞋子挪开，接着开始一边绕着餐桌欢蹦乱跳，一边用稚嫩的声音唱着歌，声音忧伤但却有力。

人们都叫我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小的金凤花，

虽然我也不知是为何。

但人们仍叫我金凤花，

可怜的小小的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我——

甚至在玛丽开唱之前，医生就站了起来。他站在炉子跟前，忙着擦拭煎过猪排的煎锅。

我鼓掌称赞，说：“多漂亮的演出服装啊！”

那衣服确实好看。红色裙子，浅*衬裙，飘逸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

“妈妈做的。”

“刺绣也是？”

“当然。演出前一夜她熬到四点才做完。”

接下来，她用一系列的旋转、顿足来展示她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我又鼓了鼓掌。我们两人盼望的都是同一件事。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再对我们视而不见。哪怕敷衍地说一句客套话都行。

“来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扯开纸箱，亮出了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了心形，浇了一层厚厚的红色糖霜。

“太棒了。”我说。玛丽又欢腾了起来。

我是宾纳福号船长，

也是一位 的好船长！

希望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多么棒，

我指挥着一队 的好船员。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朝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别唱了。”

玛丽对他的话置之不理。

那么请欢呼三次，再来一次

为我们坚强的宾纳福号船长——

“我说了，不要唱了。”

“‘为我们英勇的宾纳福号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我没有请你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没有请你。”

她终于安静了下来。但只有片刻。

“呸。你不是好人。”

“没有那些饼干你照样可以活得好好的。你能彻底戒了饼干吗？再吃下去要胖成小猪了。”

玛丽的脸涨得通红，仿佛要哭出来了似的，但她没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的一只眼都歪到另一只眼那里了。”

“够了。”

“你就是长的这副德性。”

医生拾起她的靴子，放到她跟前。

“穿上。”

她照做了，眼里噙满了泪珠，鼻涕止不住往下流。她使劲吸着鼻涕。他递来外套，她挥动着手臂穿着外套，找扣子扣，然而他并不打算帮忙。

“这就对了。现在回答我——你怎么来的这儿？”

她不吭声。

“走着来的，对吗？你妈妈在哪儿呢？”

“打牌。”

“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免得你扑倒在雪堆里，不知自怜地被冻死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玛丽连一眼都没看我。那一刻我们都太震惊了，顾不上道别。

听到汽车发动后，我开始清理餐桌。我们还没吃甜品，今天的甜品依旧是苹果派。要么他根本不知道别的甜品，要么面包店只卖这个。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送进嘴里。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的味道，全是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明白自己至少应该说声再见。说声谢谢你。然而那也无关紧要。我说服自己那无关紧要了。那场表演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刚刚实在太残忍。残忍得让我吃惊。对一个由衷需要他的人这般残忍。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那样做的。这样他跟我单独相处的时间才不会被夺走。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洋洋自得，而我也因为自己的洋洋自得而羞愧不已。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该对他说些什么。

他什么也不要我说，直接把我带到床上。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惊喜一样，对他而言也同样惊喜？至少，这是我的 次，而他并没有为此惊讶——他拿来一条毛巾、一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以他最轻柔的方式进行。我的激情似乎让我俩都大吃一惊。原来，作为一种准备，想象力和经验的作用不相上下。

“我真心想要娶你。”他说。

送我回家前，他揉碎了所有的饼干，捣毁了所有的红心，把它们扔到雪地里喂了冬鸟。

总算尘埃落定了。我们突如其来的婚约——虽然他对这个词心怀戒备——是我们私下里确定的。我也不准备写信告诉祖父母。他什么时候能连休几天假，就什么时候办婚礼。一个极简的婚礼，他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希望这样举办婚礼的缘由在于，假如大操大办，势必得邀请很多人出席，有他平日里看不惯的和对着我们窃窃私语痴笑指点的人，这都是他受不了的。

他也不喜欢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没想要钻戒之类的东西，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一点。他说那就好，就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蠢姑娘。

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是为了避人闲言，还因为一张配给卡的肉量也不够两个人吃，我的卡用不了，自从我在院里吃饭那天起，就上交给厨房管事——玛丽的妈妈了。

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然大家多多少少有点起疑了。年长的护士对我热情起来，甚至护士长也对我强颜欢笑。我确实有点沾沾自喜，但并非有意为之。我尽量收敛低调，如天鹅绒般沉静，目光低垂。我全然没想到的是，这些年长的女人们在等着看一场好戏，看这段私情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将我抛弃，她们根本不会有所偏袒。

全心支持我的反而是助理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到了报婚钟。

三月的天气阴沉冷峻，是医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节。助理们说，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月，麻烦很容易找上门。有些病人熬过了严冬的种种侵袭，却不知何故，死于三月。如果有的孩子没来上课，我无从得知他们是突然病重，抑或只是有可能得了感冒，在卧床休息。我领到过一块移动黑板，曾在黑板四周边缘记下了孩子们的名字。现在，要是有孩子要延长休学，我都不必擦掉他们的名字。别的孩子会默默替我擦掉。他们懂得这些我不懂的规矩。

不过，医生终于找到时间安排我们的事情了。他又往我房间的门缝里塞了张纸条，让我在四月的 个星期里做好准备。那时候他能设法空出几天时间，除非发生重大危机。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了。

去亨茨维尔——这是我们结婚的暗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已把我的绿色绉纱裙子干洗好，并悉心卷好，放进过夜的旅行袋。卷衣服的技巧是祖母以前教给我的，这样卷好的衣服紧实，而且不像叠起来那么容易产生褶皱。估计我得在什么地方找个洗手间换衣服。一路上我留心搜寻着有没有早开的野花，好采一些做成花束。他会同意我带一束花吗？可这个时节太早了，连金盏花都还未开。道路蜿蜒空旷，除了瘦骨嶙峋的黑云杉、左一块右一块蔓生的杜松及沼泽，什么也看不到。石头杂乱地堆在路上，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场景——血红色的铁矿石和歪斜的花岗岩。

车上开着收音机，正在播放凯旋的音乐，盟*正在一步步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人打头阵。他们会后悔的，他说。

既然离开了阿蒙森，我终于能喊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迄今一起经历的最长一段旅途，他对我的那种男性特有的漫不经心——我知道他能随时反转这种态度——和他随性的驾驶技巧，让我“性”致盎然。他是外科医生，这样的身份令我兴奋不已，不过我是 不会承认的。此刻我坚信，我愿意为他躺到任何沼泽和肮脏的洞穴里去，或者倘若他想站着来，我也甘愿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路边任何一块石头上。当然我也清楚，这样的冲动不应流露出来。

我开始幻想未来。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位牧师，然后肩并肩站在一间像祖父母公寓那样质朴文雅的客厅里，总之是我打生下来就熟悉的那种房间。还记得即便祖父退休后，依然有人请他去主持婚礼。每当这个时候，祖母就会在脸颊上轻抹胭脂，拿出深蓝色蕾丝外套，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结婚还有其他的方式，而且我的新郎还有个不为我知的忌讳。他不想跟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的市*厅里，我们填了些表格，确证自己未婚，然后预约了登记，当天晚些时候，会有一位治安法官来为我们主婚。

午饭时间到了。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门外停了下来，这家餐馆简直就是阿蒙森咖啡馆的翻版。

“这家行吗？”

他看透了我脸上的表情，改了主意。

“不行？”他说，“好吧。”

我们在一众装修考究的房子里选了一家吃午饭，吃饭的前厅冷飕飕的，餐厅挂了鸡肉餐的广告。餐盘透着寒意，没有别的食客，没有放广播音乐，只有我们试图切开又老又柴的鸡肉时刀叉碰撞的叮当声。我料定他一定暗暗思忖着这里也许还不如他提议的 家餐馆。

尽管如此我依旧鼓足勇气问了洗手间的位置。那里，寒冷的空气比前厅更加让人沮丧，我抖出绿色裙子套在身上，补涂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走出洗手间，阿利斯特起身迎接我，微笑着捏了捏我的手，夸我漂亮。

我们僵硬地走回汽车，手拉着手。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坐定后转动点火器上的钥匙，接着又熄了火。

汽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铲雪用的铁锹正半价出售。橱窗上的告示写着本店可打磨溜冰鞋。

马路对面是一座刷了油亮*漆的木屋。门前的台阶已经险象环生，台阶之间交叉钉了两块木板。

阿利斯特车前停着的那辆卡车是战前的款式，有踏脚板和边缘生锈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服的男人从五金店走了出来，钻进卡车里。先是一阵发动机怨声载道的轰鸣，接着是一阵咔哒咔哒的声响，车身原地弹蹦了几下，然后才扬长而去。这时，一辆标有五金店名的送货车又开了过来，试图停进刚空出来的位置上。不过地方不够大。司机跳出车门，走过来敲了敲阿利斯特的车窗。阿利斯特吃了一惊——若不是他正在热切地说着话，他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货车司机问我们是不是要进店买东西才在这里停车。如果不是，可以挪开位置吗？

“这就走，”阿利斯特，我身边这个口口声声要娶我、现在却不要我了的男人说，“我们这就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瞬间，我抓住这个词不放。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是 一次了。我 一次包含在他所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我是从他跟司机说话时那种男人之间商量的口气中觉察到的，他那种平静且条理清晰的道歉。我真希望能回到他说那些话之前，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货车正尝试停车。那时尽管他说着残酷的话语，但在他紧握方向盘的动作里、在他的心不在焉里，还有他的声音里，都有痛苦蕴藏其中。不论他说什么、意欲如何，都是发自肺腑的，就像在床上同我说的那样。但现在不是了，在他跟那个男人说话之后就不是了。他摇起车窗，注意力回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倒车，小心挪动，以免擦碰到货车。

过了一会儿，我甚至希望回到他伸出头去看车后的时候。即便那时也比现在好——现在他在开车——一路沿亨茨维尔的主干道开下去，仿佛已经无话可说、无可挽回。

我做不到，他说。

他说他承受不了这一切。

他没法解释。

只说这是个错误。

我觉得以后但凡看到打磨溜冰鞋的S标志，或五金店对面那座*色房子的台阶之间交叉钉着的X形木板，他的声音一定会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现在送你去车站。我会替你买好回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下午稍晚一点有趟开往多伦多的车。我会编一个合理可信的故事，并找人帮你打包好行李。你需要给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觉得我没有留过。哦，我会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反正你也教不完一个学期了——我还没告诉你，孩子们要挪地方了。一切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他又变了另一种语调，几乎是有些快活的。一种如释重负的口吻。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欢快，想等我走后再松下这口气。

我望着街道。仿佛在奔赴一场死刑。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这不是我 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根本不必问路。我大声地问出了自己的疑惑，他以前是不是也像这样把其他女孩送上火车。

“别这样。”他说。

每一个转弯都在切断残留的念想。

五点钟有一趟火车到多伦多。他让我等在车里，独自去看车次。出来时他手里拿着票，脚步在我看来愈发轻盈。他必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在走近汽车时重新装作凝重的样子。

“车站里很暖和很舒服。特地开了女士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车门。

“或者你希望我等在这儿好送你走？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块像样的馅饼。午餐吃得太糟糕了。”

这让我打起了精神。我下了车，走到他前面，进了车站。他指给我女士候车室的位置。他冲我挑起一道眉毛，努力开了 一个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你生命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呢。”

我在女士候车室找了一条长椅坐下，这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情形。这样如果他折返回来找我，我就能看见了。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个玩笑。或者一次考验，就像中世纪戏剧里的那样。

或者他有可能改变主意了。开车走在高速路上，看着我们刚刚一起看到的场景，惨淡的春光洒在路边的岩石上。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愚蠢，于是半路掉头，一路踩着油门加速返回。

至少还有一个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可似乎根本没有时间了。甚至直到此刻，我依旧期待奇迹的发生。我登上火车，仿佛脚上戴了镣铐般沉重。离站的汽笛声响起，我把脸紧贴车窗，目光扫过站台。即便现在也不晚，我仍旧可以跳下车去。勇敢跳下，穿过车站，跑上街道，而他则刚在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想着不算太晚，但愿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一切都不算太晚。

喧哗一片，喊叫声、抱怨声，不是一个而是一帮迟到的人在座位间磕磕碰碰。身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正为她们惹下的麻烦大声叫嚣着。列车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争抢座位时不停地催促着。

其中的一位，或许是嗓门 的，正是玛丽。

我扭过头，不再看她们。

可她还是走了过来，喊着我的名字，想知道我这是去了哪儿。

去拜访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旁，跟我讲她们跟亨茨维尔中学打了一场篮球比赛。一场混战。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用谁都听得出来的欢快口气大喊出来，别的学生或抱怨或咯咯笑着。她提到了比分，的确相当丢脸。

“你可是盛装打扮。”她说。但她也不是那么关心我的穿着，也并不真正在意我刚刚的解释。

我说要去多伦多探望祖父母时，玛丽几乎没有注意到。只附和说他们一定都上了年纪。只字没提阿利斯特。一句微词都没有。她不可能忘记。只是收拾好那些场景，连同过往的自我，一同深埋心底。又或许，她确实是一个没心没肺无所顾忌的孩子。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便当时没能体会到。假如只有我一个人，到阿蒙森后我会做些什么？我恐怕会一跃而起，跳下车去，奔到他家，一定要问个清楚，问个清清楚楚。那会给我留下永恒的耻辱。而实际上，在那里停车的时间太短，球队几乎来不及收拾齐整，也没时间敲打玻璃窗提醒来接站的人。列车员不断地警告，只要动作稍慢，她们就得去多伦多了。

多年来，我一直预感我们会偶遇。我还住在多伦多，一直住在这儿。在我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在多伦多住下，至少会待一段时间。不过，这并不是说只要你想见谁，就一定能见着。

那一天终于来了。穿过人潮涌动、根本没法放慢脚步的街头，我们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迎面走近。我们同时看到了彼此，饱受时光摧残的脸庞上，惊愕无处遁形。

他大声问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接着又额外加了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话其实只是大致属实。我和丈夫陷入了一场拉锯战，身心俱疲，因为我们得为他的一个孩子偿还拖欠已久的债务。那天下午我去画廊看了一场展览，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他又回了我一句：“那太好了。”

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却似乎依旧能够 出人群，转瞬间便能再度聚首。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只会各自前行。我们也的确这样做了。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走上人行道时也没有人把手掌搭在我的肩头。只在那电光火石间，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大了。是左眼，一直是左眼，跟我记忆中一样。它看上去一直是如此陌生、警觉、充满疑虑，似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几乎要把他逗笑了。

而我，又重拾了离开阿蒙森时的心情。列车拖着我前行，我茫然不知所措，心中疑虑重重。

关于爱情，其实一切都不曾改变。